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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上海政法学院讲师、法学博士冯硕指出，电信网络诈骗与普通诈骗在行为模式、社会危害性及治理需求上存在显著差异：一是电信网络诈骗行为具有更强的技术性与跨国性，其依托网络技术，常涉及跨境作案，普通诈骗罪难以覆盖其技术黑灰产业链特征；二是电信网络诈骗具有更显著的规模化与隐蔽性，其通过批量群发信息、人工智能技术等可实现“一对多”精准诈骗，犯罪成本低但危害扩散快；三是电信网络诈骗与普通诈骗的法益保护侧重点不同，其除了可能侵犯财产权外，还侵害信息网络安全秩序等。

　　他认为，在刑法中增设“电信网络诈骗罪”有其积极意义。一是加强我国刑法的精准化，有助于明确犯罪构成要件（如“利用信息网络”“跨境协作”等），便于司法认定亦更好贯彻罪刑法定原则；二是有助于量刑阶梯化，司法机关可以根据技术手段、受害人数等设置差异化刑档，区别于普通诈骗的“数额单一标准”，更好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；三是有助于国际司法协作，单独罪名有助于跨境司法协作（如引渡、证据调取），避免因罪名不对应导致合作障碍。

　　“罪刑相适应原则是刑法的基本原则，并体现在我国刑法第五条。这既有利于保证刑罚与犯罪行为的性质和严重程度相匹配，体现了刑法的公正性，也能够保证刑罚的公正性和合理性，有助于预防犯罪的发生。”冯硕表示，细化电信网络诈骗的量刑标准，主要由于该行为具有相对复杂的犯罪情节，从技术开发、数据贩卖到洗钱转移，各环节危害性差异大，需要细化责任划分。而普通诈骗罪主要以犯罪数额和情节进行量刑，某种程度上难以适应电信网络诈骗的特殊性，不利于司法裁量的一致。